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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满足于提出问题

文/

刘岷

怀海德曾说:“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,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,如此,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。”

上世纪中期以来,思想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:一批定居欧美的华人知识分子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力量。他们虽然已经是别国公民,但出于对故国未来的“忍不住的关怀”,苦思经年,奋笔著述,往往能发国内学者所未发之创见,并能引领思想学术风潮。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幸事。

这个群体以史学家与哲学家为主,前者有许倬云、黄仁宇、唐德刚等人,后者有林毓生、张灏等人,而且这个群体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朋友,也可以说,他们是一个自觉的、松散的学术联盟。

林毓生先生是殷海光、哈耶克两位先生的关门弟子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,他提出了重新认识“五四”的问题。在他看来,“五四”思想的最大缺点是激烈的、全盘的反传统主义,“五四”借此与此前的时代划清了界限,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直到今日仍未解决的问题。林毓生受“五四”思想弊端的刺激,结合他多年浸淫西学的经验和见识,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: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。后来李泽厚先生针对林先生的这个提法,又提出了一个修正命题:中国传统的转化性创造。二人的指向虽有不同,但对中国思想传统需要进行转化以适应、引领国家的现代化的认识却是相同的。

《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》集中反应了林毓生先生对上述问题的深度思考。这是一本文集,写作时间始于1975年,终于2010年左右,可谓跨度不小。也可以说,这是林毓生先生最重要的两三本著作之一。

林毓生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性。在他看来,非旧无以开新,所以首先是要承认中国思想传统的价值,这是进行创造性转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前提。不过,林先生虽然提出了这个重要命题,但并没有完全解答这个问题:如何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呢?当然,林先生提出了一些比较带有方向性的解决思路,但这种解决思路缺乏一个逻辑严密的框架。

当然,这并不表示这本书不重要。在我看来,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:一,他对转化的必要性的深入、充分的论述;二,他对中国人思想方法的指弊。比如,他虽然赞成科学,但反对科学主义;他虽然赞成逻辑,但认为只懂逻辑并不能产生创见等等。

从另一个角度说,林毓生提出的这个问题,应该得到更多思想、学术界人士的深入思考、论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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