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陌生人如何改变英国

文/

俞耕耘

我们该如何辨别一个人是否“现代”?他们又是什么时候变得“现代”?其实,“变得现代”,本身就是一个过程。它是社会模式漫长的变迁积淀,你几乎无法察觉。《远方的陌生人》作者詹姆斯·弗农,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,专注于现代英国史、大英帝国史及全球化研究。这本书要探讨的就是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晚期,英国如何完成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“现代转型”。

亚当·斯密认为:我们在熟人面前,往往比在陌生人面前更容易做出不端行为。因为你总认为,亲友会容忍你。这导致了整体人口的道德感大打折扣。相反,陌生人在彼此交往中却能生发自律的道德规范,契约精神。换言之,它的核心是社会关系的抽象化,我们不再考虑对方是谁,不必在意私人关系的亲疏,按公共关系也能达成自己的目的。

作者认为英国进入陌生人社会有三大助推力:人口迅速持续增长,超大规模的城市化,人口在更广范围内的流动性。前两条让城市有了“密集恐惧症”的症状,所以又依赖第三条来解决。它催生了交通运输的“大革命”:如大大改善的道路设施、交通网络以及火车汽船的应用。移民成为“新常态”,甚至和帝国主义挂上了钩,出现了移出英国的新趋势。

此书的深刻处旨在描述一种辩证化的“重塑论”。“英国进入陌生人社会”这一最大现实,让旧的生活模式、政治治理面临“报废”,急需重塑新的社会组织形式。如在城市、街道等公共生活里,陌生人邂逅需要掌握安全、体面的行事方法,一套都市生活的教养礼数应运而生。家庭生活则更看重隐私管理,不断剔除外人(雇员、学徒、家庭教师、仆人)和外戚,把工作场所和居住空间区隔开来,逐渐形成了“核心家庭”(只有父母和子女维系的家庭)。

陌生人社会也重塑了政治治理新模式。精确系统化的人口普查让英国开始以抽象形式(数据)治理臣民。英国的税收标准化操作,让人觉得公平公正。然而,人们相信的并不是收税官,而是合理的程序,标准的工具。文官系统则把官僚程序变成一种职业方式,标榜致力于“公正的服务事业”。所谓的“通才”就像机器的控制系统,“专才文官”则像机器的操作系统。每个人却很难发挥主观作用,他们都不过替代官僚系统运行而已。作者揭示的“国家权力抽象化,国家机器匿名化”的政治转型,就是福柯描绘的现代社会的“微分权力”。它没有形象,看不见摸不着,却无处不在。前现代国家权力的那种“人格特征”,早已消失殆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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